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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达群律师 程达群律师,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浙江群恒律师事务所主任,杭州市第九届律师代表大会代表,杭州市律师协会调查委员会委员,杭州市钱塘新区优秀律师,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钱塘律师学院”名誉院长,黄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达...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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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法国刑事诉讼为何青睐视频会议

来源:《检察日报》2019年8月14日



法国刑事诉讼为何青睐视频会议


         施鹏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视频会议日益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如企业管理、应急指挥、远程教育及医疗共享等。但在刑事诉讼领域,视频会议的应用却颇为受限,因为司法场景具有极强的“现实”性——现实的案件、现实过程的回溯以及现实场景的还原,很难通过虚拟技术予以全面取代。例如,在侦查及起诉阶段,侦检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既要考虑基本的人权保障,也要考虑有效地突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防线,视频会议在这两方面的效果显然均不如当面提审。同样,在庭审程序中,庄严肃穆的法庭、稳重威严的着装以及意蕴严肃的器具也非可有可无的形式配件,而具有重要的司法学、社会学、符号学及文化学意义。因此,各国刑事诉讼对视频会议的应用普遍持较为谨慎的观点。


   视频会议技术应用从“偶发事件”走向“刚性指标”


  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开始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视频会议技术,但仅作为应对偶发事件的例外机制。当时,法属殖民地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因未有充足的法官而引发裁判危机。万般无奈之下,其他地区的法官便尝试通过视频会议进行远程庭审以作为应急的替代机制。但这一做法是否符合宪法及《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显然值得商榷。因为情况极其特殊,所涉范围也非常有限,在法国理论界及实务界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2001年11月11日,法国议会两院正式在《刑事诉讼法典》立法部分新增了第706-71条,创设了“在程序中使用电信手段”的专节,允许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视频会议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随后,2004年9月3日的法律将可适用的对象扩及证人、民事当事人和鉴定专家。2019年,法国司法部正式将视频会议技术作为司法管理的重要指标,要求每个上诉法院通过视频会议技术减少到5%的人员,否则将削减财政预算作为处罚。自此,在法国刑事诉讼中,视频会议技术的应用从“偶发事件”走向“刚性指标”,且已纳入“司法改革方案(2018-2022年)”。


  《刑事诉讼法典》对视频会议应用的规定


  依《刑事诉讼法典》第706-71条及第706-71-1条之规定,视频会议可适用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包括侦查阶段、预审阶段以及庭审阶段。可适用视频会议的情况包括:1.为侦查或预审之必要,相关机构在法国或欧盟成员国境内对犯罪嫌疑人、证人、民事当事人及鉴定专家进行询问、讯问或数人间的对质;2.在预审及庭审阶段,预审法官、预审法庭或者审判法庭对被告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讯问或听审,主要包括预审法官对被关押者的讯问,或者对因其他案件被关押的人员在适用临时羁押措施前的对席辩论,或者在延长临时羁押时的对席辩论,包括《刑事诉讼法典》第179条倒数第2款中所规定的对被关押者的听审,或者在预审法庭或审判法庭对临时羁押案件的庭审,或者重罪法庭庭长根据第272条之规定对被告人的讯问,或者在各种判决已经合议仅需宣判或仅对民事利益作出裁决时的庭审出庭,或者共和国检察官或总检察官对依拘传令、逮捕令、欧盟逮捕令、临时逮捕申请、引渡请求、延期逮捕申请而逮捕之个人的讯问,或者因其他案件被关押的个人依《刑事诉讼法典》第627-5条、第695-28条、第696-11条和第696-23条之规定被移交至自由与羁押法官、上诉法院院长或其指定的司法官前,或者因其他案件被关押的被告人在违警法院接受讯问;3.在庭审阶段,法庭听取证人、民事当事人及鉴定专家的陈述;4.被关押的被告人在轻罪法院出庭;5.犯罪被害人赔偿委员会的庭审、上诉法院院长对临时羁押损害赔偿请求的裁决程序、国家羁押赔偿委员会、重审或复核审请求的预审委员会以及重审及复核审法院的庭审程序;6.翻译人员在无法到场的情况下可通过视频会议提供协助;7.在当事人被关押情况下的鉴定书送达。可以看到,视频会议主要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询问、讯问及对质,预审阶段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出庭以及庭审阶段对情节较为简单之案件的庭审出庭。


  适用视频会议应获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意。在决定是否适用临时羁押或延长临时羁押的庭审中,被关押者可以自被告知庭审日期及将使用视听通讯设备时予以拒绝,但如果将被关押者押送至现场可能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或导致逃逸的情况除外。在正式庭审程序中,如果被告人同意适用视频会议,则应在被告知庭审日期及将使用视听通讯设备之事实起5日内表达该意见。一旦赞同或反对适用视频会议,则禁止在此后的程序中提出相反意见。在轻罪案件庭审中适用视频会议的,还应获得共和国检察官和所有当事人的同意。在适用视频会议的案件中,律师或翻译人员可在司法官、有管辖权法院或委员会或者当事人处出庭。如果律师未在当事人处出庭,则有权使用视听通讯设备与当事人进行秘密交谈。相反,如果律师在当事人处出庭,则羁押场所应备有案卷的完整副本。翻译人员可以在无法到场的情况下通过视频会议提供协助,但律师不得如此为之。


  视频会议应用引发争议


  视频会议之所以在法国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热捧,原因在于急剧增加的案件数量与司法资源极为有限、司法效率较为低下之间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法国司法部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价值中立性,不会损及裁判公正。通过视频会议,司法人员可以摆脱传统时空的约束,不需要再到监狱提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随时进行取证及审判,既节约了时间成本,也避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的逃逸危险。但多数学者及司法实务人员(尤其是律师)却对刑事诉讼中的视频会议技术持谨慎态度,批评意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价值层面,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但进入刑事诉讼的场域则远非如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真实物理世界里的“面对面”供述与在数字虚拟世界中的“镜头”供述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效果。在现实的法庭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得到亲朋好友及律师在心理及各层面的支持,供述的心态将更为平和,这显然与在孤立封闭的监狱或看守所内作出供述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视频会议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此外,直接言辞原则也受到了挑战。法官对被告人的评断甚至可能受到屏幕尺寸及视频效果的影响。正如法社会学家罗杰·科特威尔所言,“法庭的装饰,诉讼程序中不同的诉讼参与者所处位置的排列,各类人员的识别标记(例如法官的法衣、假发)等”,这些安排体现同时型塑了特定的法律文化,对法院解决纠纷的过程发生显在或潜在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技术层面,立法者对视频会议适用的诸多细则缺乏更精细的设定,有一些条款与正当程序理念存在冲突。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自由较为受限。在预审程序中,“如果将被关押者押送至现场可能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或导致逃逸”,则不得拒绝适用视频会议。在预审及庭审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思考的时间较短,且具有棘轮效应,禁止反悔。律师可能的“远程”协助(在法官处出庭)是否符合刑事辩护的基本要求,这也倍受质疑。此外,法典及适用通令均未有视频会议实施的技术细节,包括如何确保交流的真实性及机密性、屏幕尺寸及帧的设定、屏幕在法庭上的位置等等。


  饶有意味的是,法国多数法官对视频会议的推广颇为反感,但核心原因并非前所论及的价值或技术层面的设定,而是担心司法行政化的进一步加剧。自2000年起,新公共管理理论开始在法国司法领域盛行,司法部频繁以“保障司法管理的良好运行”为由对法院及法官进行各个层面的考核评估,对未完成既定目标的法院进行经济处罚,对未达到要求的法官进行业绩上的负面评价。此次视频会议技术亦由司法部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强行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法官的反弹情绪。2019年6月,法国各地区甚至出现了法官游行示威,反对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可见,尽管现代科学技术正以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向前发展,但在司法领域,科学技术与诉讼价值的完美契合,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与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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