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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达群律师 程达群律师,1973年6月生人,中共党员,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业刑辩律师,法律硕士,浙江大学EMBA研修,北京大学金融犯罪案件刑事辩护研修班结业,中国政法大学首届刑事辩护高级班研修结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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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姓名:程达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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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动态

缪新华被控故意杀人案再审辩护词

缪新华被控故意杀人案再审辩护词




缪新华被控故意杀人案

再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审被告人缪新华的委托,指派我担任缪新华故意杀人再审一案的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辩护人经过查阅全部案卷材料,会见在押原审被告人,对案情有了全面了解。综合全案情况,辩护人认为:原判认定缪新华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认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无罪。

具体意见如下:

一、本案缺乏能够认定缪新华及其他四名原审被告人实施犯罪的客观证据

本案有杀人、分尸、抛尸三个现场,侦查机关收集、提取了一些客观证据,但现有客观证据中,无一能指向五名原审被告人,并不能证明五名原审被告人实施了杀人、分尸、抛尸行为。

(一)关于杀人

1、尸检情况,并不支持“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结论,被害人死因并未查明。

本案中,根据宁德市公安局2003年4月27日作出的宁公刑法技字(2003)第A014号《关于杨某某死亡案的法医学检验鉴定报告书》(见预审卷三,第517—519页),“该女(杨某某)的尸体经检验属生前颈部受外力作用后致机械性窒息死亡”。需要指出的是,该份《检验鉴定报告书》的出具时间是2003年4月27日,是在缪新华于2003年4月23日作出其“掐死杨某某”供述(见2003年4月23日对缪新华《讯问笔录》,预审卷二,第110页;柘荣县公安局2005年8月1日《关于“2003.4.19”故意杀人案侦破情况的说明》,宁德中院2005年一审诉讼正卷一,第15页)之后,即“先供后鉴”。

公安部1996年7月25日发布、199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械性窒息尸体检验》(GAT150-1996)附录C中,规定了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一般征像和内部征像。其中,一般征像包括:1.颜面淤血发绀;2.面部皮肤及眼结膜下点状出血;3.尸斑显著出现较早;4.尸体冷却较缓;5.流涎、大小便及精液排出。尸体内部特征包括:1.血液呈暗红色流动;2.内部器官淤血;3.浆膜及粘膜下点状出血(Tardieu斑);4.肺气肿或肺水肿;5.脾贫血。只有具备上述一般征像和内部征像,才能得出死因系“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结论。

但仅有上述征像,还不能够得出“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确切结论,而必须结合现场勘验情况和各类窒息死亡特有的暴力损伤痕迹,经过全身系统剖检排除其他死亡原因后,方能明确确诊是否属于机械性窒息死亡。

在本案中,宁德市公安局2003年4月27日作出的宁公刑法技字(2003)第A014号《关于杨某某死亡案的法医学检验鉴定报告书》(见预审卷三,第517—519页),和同日制作的《尸体勘验笔录》(见宁德中院2004年一审诉讼正卷一,第118—122页),均显示尸体呈现一些与“机械性窒息死亡”不相吻合的征像,例如:“脏器残缺不全,但未检见生前出血的征像”(见预审卷三,第518页);“牙齿完好”(见宁德中院2004年一审诉讼正卷一,第121页),但并未检见“牙齿出血”征象等。

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人陈某礼、刁某鹏于2003年11月18日出具的《关于宁公刑法技字(2003)第A014号鉴定的补充说明》(侦查卷三,第3—4页),他们也承认“尸体呈晚期高度腐败,甚至是腐烂,使窒息的体征和征象无法检见”,然后指出“对于杨某某的死因分析依据,首先排除钝器及锐器致命伤,其次排除常见毒物,其死因显然支持机械性窒息死亡”。即鉴定人系通过排除法,推导出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结论。

但这种推理方法,并没有穷尽各种可能性,未考虑其他例外情况。例如,证人金某英、刘某荣的证言均证称,被害人失踪当晚欲外出买药,而且《尸体勘验笔录》显示被害人“左前臂中上段内侧见有9Х5cm皮下淤血”(见宁德中院2004年一审诉讼正卷一,第118—122页),因此,不排除被害人系因为注射药物导致过敏或其他不良反应致死,以及其他原因致死。而且,本案是“先供后鉴”,在未检见任何“窒息的体征和征象”的情况下,得出“机械性窒息死亡”的鉴定意见,显然受到了缪新华已经作出的供述之影响,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显然不足。因此,被害人的死因认定,并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

2、认定缪新华“掐死”被害人,仅有缪新华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据明显不足。

根据缪新华的供述,其用右手掐住被害人杨某某脖子,顶在床头的墙壁上5-6分钟,令其机械性窒息死亡。但尸检并未发现抵抗伤,亦未在被害人的指甲缝内发现有缪新华的表皮成分、组织碎屑等物质。

据一般常识,被害人杨某某被掐住脖子后,必然出于求生的本能大声呼救、奋力挣扎和反抗,双手拼命抓挠缪新华的右手或其他部位,被害人的后脑和背部也必会撞击墙壁,出现常见伤痕。包括:在头、背部出现体表损伤或皮下淤血,颈部出现掐痕及皮下淤血,牙齿也应有出血的征象。[①]事实上,缪新华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中,也供称杨某某有反抗,“阿燕的双手把我两手的手腕抓住,想挣开”(见侦查卷二,第157页),“两个人扭打在一起”(见侦查卷二,第110页)。但在尸体勘验笔录及法医学检验鉴定报告中,却出现了“头皮无损伤痕迹”、“头皮下未见出血”等明显相反的描述,说明被害人杨某某并非被顶在墙壁上扼颈窒息死亡,缪新华所供其“掐死”被害人并不真实。

扼颈窒息死亡,必然会出现扼痕,通常亦会有舌骨、甲状软骨骨折,以及手足抵抗伤和指甲内有镶嵌物(加害人的表皮成分、组织碎屑)等机械性窒息死亡特有的暴力损伤痕迹。但在本案中,尸检并未发现扼痕,且在具备解剖条件的情形下,并未对被害人的尸体进行解剖,存在以下重大疑点和疏漏:舌骨和甲状软骨是否骨折?是否提取死者十指指甲(可能嵌有真凶的表皮成分、组织碎屑等物质)做DNA检测?是否发现缪新华身上有明显的抓痕?更令人疑惑的是,在没有被捂住口鼻的情形下,被害人杨某某完全有条件、且必然会大声呼救,但蹊跷的是,在缪新华隔壁的缪新容、吴某霞、吴某英,以及一楼的缪新光等,均未听见任何声响。

综上,本案在尸体检验并未发现有机械性窒息死亡基本征像的情形下,通过排除法,认定被害人杨某某系被扼颈死亡的事实,过于武断、草率。而且尸体勘验显示的情况与死因鉴定之间相互矛盾,死因鉴定明显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关于分尸

1认定被害人杨某某在缪新华家中被杀害、分尸,证据不足。

被害人杨某某于2003年4月6晚失踪,这是客观事实。但杨某某当晚是否去了缪新华家中,是否在缪新华家中被杀害、分尸呢?认定这一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

 (1)案发当天中午,缪新华去被害人母亲家,其实是找杨某仕,他并不知道杨某某也在那里。

此点,缪新华有过反复供述,他在案发当天中午去被害人母亲王某某的家(其实是杨某仕的家,地址为屿北路三巷22号),其实是找被害人的哥哥杨某仕“玩玩”,当时他还不知道杨某某从外地回来了(见预审卷二,第105页)。

对此,杨某仕在其证言中,也证称“当时新华来的时候是叫我的名字,是我妹妹从楼上下来给他开的门”(见预审卷三,第394页),说明缪新华确实是去找杨某仕,偶遇被害人杨某某。

二者相互印证,能够证明缪新华在案发当天中午去被害人母亲家(即杨某仕家),其实与案件本身并无关系。

(2)认定被害人与缪新华约定晚上10点到缪家见面,证据不足。

证明这一事实的相关证言,有多种版本。被害人的母亲王某某证称:“我有听到我女儿对缪新华说,有什么话晚上再说”(见预审卷三,第383页)。而同处于四楼阳台的杨某仕,听到的内容是“刚才没空,要去乡下,等回来之后再说”( 见预审卷三,第395页)。刘某荣的证言也提到了被害人说“要去下村,没空等晚上再说”(见预审卷三,第421页)。上述证人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而对被害人当晚的去向,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证人金某英(杨某仕的爱人,被害人的嫂子)证称:“到了晚上7点多,我妹妹就对我说,叫我陪她一起到外面的药店去买药”(见预审卷三,第399-400页)。刘某荣也曾证称:“后来燕辉还跟她嫂子说,等会儿一起去外面拿些药”(见预审卷三,第422页)。而尸体分解情况,亦显示真凶具有一定程度的医学解剖知识。

结合被害人在4月6日晚9点半出门时,手上拿着一本电话本(缪新华本人及家中并无电话),穿着她妈妈的旅游鞋等事实,被害人极有可能出去买药或约见其他人,而并未去缪新华家。

(3)认定被害人晚上10时许到缪新华家,证据不足。

原判认定,晚10时许被害人到缪新华家叫门,缪新容下楼开的门。认定这一事实的依据,其实只有缪新华和缪新容的供述。对于该事实,当时在一楼的缪新光,及在二楼房间的吴某霞、吴某英等,均供称、证称未听到任何声响,也没有缪新华家周边邻居的证言予以佐证。

同时,缪新华和缪新容的相关供述之间,也存在矛盾:对于二人谁先回家在缪新华房间看电视,缪新华说是缪新容先回家在缪新华房间看电视,而缪新容说是缪新华先回家在房间看电视;对于杨某某在缪家哪个位置叫门,缪新华说在大门呼叫,缪新容说在窗户下呼叫,等等。因此,该事实的真实性,存在明显问题。

(4)认定缪新华家浴室是分尸现场,依据不足。

在缪新华家的浴室,即所谓分尸现场,除了在下水道中提取到了部分毛发(毛发的颜色、长度均与尸检所见被害人长26cm棕红色的头发不一致)外,并未提取到任何被害人与被害人有关联的血迹、肉末、骨头碎片等物证。

虽然在卫生间地面一侧木块、浴池内瓷砖、卫生间矮柜木片上“暗红色可疑斑迹”中检出人血,但并未检测出血液系被害人杨某某所留,因而与案件无关。而且,从《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物证提取记录》(预审卷三,第581—583)的记载看,“暗红色可疑斑迹”的提取时间为2003年5月29日。但闽公刑DNA字(2003)第106号和闽公刑物字(2003)第069号两份《法医学检验鉴定书》记载的送检时间,却分别是2003年4月28日、4月29日。送检在先,提取检材在后,如何解释?说明检材提取或检验鉴定,存在明显虚假。原判将两份《法医学检验鉴定书》用作定案根据,是错误的。

(5)侦查机关在下水道中提取的毛发,mtDNA鉴定认定系被害人杨某某所留,不具有科学性、准确性,不足为据。

    ①送检毛发来源不明。根据2003年5月7日《现场勘验笔录》(见侦查卷一,第2—4页),当天的现场勘查,从浴室下水道“泥土毛发粘合物”,在浴室门口地板上提取两根较长的毛发。但并未对毛发进行拍照或录像,对提取到的毛发的长度、颜色等亦未做明确记录。《现场物证提取记录》上的“见证人”签名为“陈某涛”,系侦查机关的驾驶员,其见证人身份不合法。由于提取笔录记载不明确,此处提取的毛发与后来送检的毛发,是否同一,难以确定,导致送检的的毛发来源不明。

②送检毛发的颜色和长度与杨某某的毛发不相符。《关于杨某某死亡案的法医学检验鉴定报告书》(见预审卷三,第517—519页)记载:被害人发长26CM,有染发呈棕红色。而2004年9月27日送至辽宁省公安厅刑科所检验的头发中,有2根黑色和1根棕色,长4-5CM,鉴定结论是“两根黑色头发是杨某某毛发的可能性为99.999%”,棕色头发则无法鉴定(母系个体序列不相同)。送检的“两根黑色头发”与尸检发现被害人头发“有染发呈棕红色”,明显不相符。  

而根据侦查机关于2005年2月17日出具的《关于柘荣县“2003.4.19”杨某某被杀案件的物证提取及送检情况的说明》(见福建高院2004年二审诉讼正卷,第61—63页),2004年9月送往辽宁省公安厅刑科所检验的疑似毛发,系“2004年6月3日送往辽宁省公安厅刑科所检验后剩余的5根疑似黑色毛发”,其中3根为人类毛发。但在辽宁省公安厅刑科2004年10月8日作出的《刑事技术补充鉴定书》(辽公刑技(DNA)[2004]423—1号)中,记载的检材却是“2根黑色毛发和1根棕色毛发”,毛发颜色也不相符。

③根据2004年3月2日侦查机关出具的《关于柘荣县4•19杨某某被杀案件物证送检情况说明》(见检察卷,第103页),案发后公安机关提取了“下水道杂物”等检材,并分送华西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辽宁省公安厅刑科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DNA鉴定,均由于检材污染严重等诸原因,均未检出结果。但蹊跷的是,到了2004年6月、10月再次送检时,辽宁省公安厅刑科所却对同样“在下水道残留物中提取毛发”作了鉴定,并作出同一认定结论。由此可见,检材的来源及鉴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均存在疑问。

    ④根据法医学原理,mtDNA(线粒体DNA,母系遗传)鉴定,一般只能作排除认定,不能作同一认定。因为只要存在有母系亲缘的人,都存在同样的母系基因,而且是跨代的,从始祖母、外祖母、母亲、姐妹、表姐、表妹、外甥女等等母系亲缘的都有同样的mtDNA基因,甚至同母异父的女儿都有同样的mtDNA基因。[②]因此,mtDNA鉴定本身,不能得出被检头发就“是被害人杨某某的毛发”的同一认定结论,这一认定违背了基本的法医学原理和知识。

⑤辽宁省公安厅刑科所2004年6月4日的《刑事技术鉴定书》(辽公刑技(DNA)[2004]423号),是在10多年前作出,以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仅凭在下水道提取的一根10CM长的不带毛囊的头发,做一次检测,就得出了同一认定结论,缺乏可信性。[③]即便是在今天,进行毛干线粒体DNA同一性鉴定,都可能存在假阳性的情形,10多年前的鉴定,又是如何排除假阳性呢?因此,辽宁省公安厅刑科所对毛发的mtDNA鉴定,缺乏科学性、准确性,结论明显错误。

⑥辽宁省公安厅刑科所的两份《刑事技术鉴定书》,对毛发mt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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