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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达群律师 程达群律师,1973年6月生人,中共党员,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业刑辩律师,法律硕士,浙江大学EMBA研修,北京大学金融犯罪案件刑事辩护研修班结业,中国政法大学首届刑事辩护高级班研修结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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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姓名:程达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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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案辣评

主评邱喻案的归罪逻辑:同陷泥潭且互谅,莫互搏

批判未偿不是一种纪念。

                  ——题记

主题词:邱×隆VS喻×强 诽谤罪 概念同一性 公平对待 谷堆悖论

导  读:邱喻互诉诽谤罪案一审裁判结果胜负分明,明显忽视双方诉辩的同质性、同构性和通约性;双方撤诉息战合乎利弊权衡法则,当属上上之策,甚至是不二之选。诽谤能否入罪仅得以行为及后果为据,与对象社会影响力大小不干。邱上诉期间身故,若无遗嘱撤诉,其诉喻案应当继续审理。


导入:诉讼事由及评论事由

邱×隆教授兼律师与喻×强律师互诉诽谤案颇费周折,光是截至一审判决,时间跨度就达2年8月13天。[1]2017年7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雨刑初字第0092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喻有罪处有期徒刑6个月,邱无罪。

但是,该判决似乎并没有起到定分止争、息事宁人的作用,反而使邱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激化,也引来更多的人们、尤其是律师们围观。挺邱者有之,为喻抱不平者亦有之,甚至后者更众。可惜的是,后者中围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析法评判者为数不多,更多的只是凭籍直觉与激情,有些人还颇不乏情绪,或怨邱太狠,或乞邱之怜。

笔者经考察论证认为,倘若撇开邱喻互相诽谤是否“情节严重”,单论两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或者同构性,且两人的辩护逻辑不约而同,相互通约,大有一百步笑一百步”——充其量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重大嫌疑,应当同罪或者同不罪。然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怠于、疏于、不屑于细致考察诽谤的概念,未在相同或者类似语境中,将概念、尤其是其界定标准的同一性坚持到底,倘若再毋论其判决邱无罪之据系喻未有效指控邱之诽谤已达“情节严重”程度,[2]无论有意无意,有意识无意识,都无改拉了偏架的现实影像。


一.偷换概念的同质性

邱诉喻(为表述方便,邱及其辩护人统一并称邱,喻及其辩护人统一并称喻)构成诽谤罪的主体根据一,系喻篡改他人有关邱的人物介绍内容——谓其“两次入狱,在监狱中呆了5年半”——在微博上发布致转发555次。[3]一审法院确认喻的上述行为,但查明邱只是曾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后被宣告无罪,据此认定喻“将涉及邱×隆原始的人物介绍内容篡改为损害邱×隆名誉的事实,并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被转次数达五百次以上”,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4]

喻反诉邱构成诽谤罪的主体根据一,系邱在微信朋友圈称喻为“犯罪嫌疑人”。一审法院确认邱的上述行为,未置评该案件事实的真实性,但以邱等自诉喻涉嫌侵占罪、诽谤罪在前(喻系被告人),邱指称喻为犯罪嫌疑人在后为据,认定邱“没有捏造事实”,“不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5]

考虑到诽谤罪的基本结构是“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姑且再次撇开情节严重与否的问题,仅仅考察邱或喻有无“捏造事实”,实际可以归结为双方有无偷换相关概念,并因此“损害他人人格、名誉”。事实上,喻谓邱“在监狱中呆了5年半”与邱谓喻系“犯罪嫌疑人”具有同质性,应当同罪或者同不罪:

就喻诽谤邱而言,邱原本只是“在被宣告无罪前……被羁押于石家庄市看守所,未在监狱服刑”,喻却谓其“两次入狱,在监狱呆了5年半”,实是以用于关押已决犯之“监狱”偷换用于羁押未决者之“看守所”,本质是将邱该时期的犯罪嫌疑人身份升格为罪犯身份;就邱诽谤喻而言,喻原本只是被邱提起刑事自诉成为被告人,邱却称其为犯罪嫌疑人,本质是将“(刑事自诉)被告人”概念偷换为“犯罪嫌疑人”概念,将喻之刑事自诉被告人身份升格为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身份。笔者作后一判断的根据在于:

“犯罪嫌疑人”作为一个刑法概念,虽然不确定其表征的对象构成犯罪,但无可置疑地表征着其与犯罪的紧密关联性(尤其是构成犯罪的或然性,甚至高概率性),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褒义词,其贬义色彩明显浓于中性色彩,用于称呼他人必是不誉之辞;又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与自诉案件适用范围的关联条款,可以显见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概念与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概念的道德标签作用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无论前者被起诉和被确罪与否,其表征的主观恶性=当事人人格名誉差评程度远远小于后者,此也合乎公众的通常观念。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只有处于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当事人才能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以其称谓除此而外之人殊不严谨和适宜。此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与自诉案件的关联条款通篇无“犯罪嫌疑人”词眼之原因。[6](当然,在非严格意义上,任何目睹或者听闻实施无论是刑事自诉案件还是公诉案件犯罪之人,皆可以称行为人为犯罪嫌疑人,但通常只是为了指称方便,且原则限于向负有查证惩处职责的相关部门举报,向除此而外的其他人广为传播,须得冒受行为人诉其侮辱诽谤的风险。)

如是观之,喻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应当)谙知“监狱”与“看守所”对当事人人格名誉影响的本质区别,却在“介绍”邱时故意置换之,必然使得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误以为邱曾犯罪并蹲过5年监狱,进而使得后者在前者心目中的人格名誉受到损害;同样,邱作为法律专业人士,亦(应当)谙知“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自诉)被告人”对当事人人格名誉影响的根本不同,却在与喻交道过程中,尤其是其与他人既已对喻提起刑事自诉,喻因此获得“(刑事自诉)被告人”规范称谓之后故意如是置换,亦必然使得不明真相的公众误以为喻涉嫌公诉案件之罪,进而使后者在前者心目中的人格名誉受到损害。喻偷换概念当属不争之论,但无论邱有无意识到其自己亦偷换概念,都无改其客观上对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本质。

当然,邱喻互诉诽谤能否成罪,不仅取决于以“监狱”替代“看守所”、以“犯罪嫌疑人”替代“(刑事自诉)被告人”是否(同)属于偷换概念(并因此给被害人的人格名誉新增损害),还取决于此两种损害的量度有无本质性的不同,以至于喻把邱蹲过“看守所”说成蹲过“监狱”致邱人格名誉受损,而邱把喻系“(刑事自诉案件)被告人”说成“(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未致喻人格名誉受损。一审法院判决喻入罪而邱出罪之判据,没有认定邱偷换概念,遑论比较其与喻偷换概念在损害后果方面存在罪与非罪的质地与量度不同,难谓精致与公平。


二.捏造事实的同构性

邱诉喻构成诽谤罪的主体根据二,系喻在湖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万×友被“双规”后,在微信“湖广律师互助群”发文,称“万×友与其大学同学邱×隆(律师,曾两次坐牢)为获得1200万元的非法利益,相互勾结”。[7]一审法院确认喻的上述行为,查明关联生效判决确认万收受不包括邱在内的他人贿赂款40.3万元,邱系万本案一审辩护人,故认定喻“捏造邱×隆与万×友为了1200万元的非法利益,相互勾结的事实,损害了邱×隆的人格、名誉,且属于情节严重”。[8]

喻反诉邱构成诽谤罪的主体根据二,系邱撰文在其微信朋友圈传播:喻在担任龙腾公司总经理期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了多大贡献?为什么会有上千栋国家拨款建设的别墅成了烂尾楼?该内容后又在微信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上被推送。[9]一审法院确认邱的上述行为,未核查龙腾公司建设的上千栋别墅是否烂尾,认定邱对喻只是提问,并非使用肯定语气陈述,且即使邱谓喻在担任龙腾公司总经理期间,龙腾公司建设的上千栋别墅烂尾,也只损害龙腾公司的商业信誉,没有损害喻个人的人格名誉。[10]

如前,姑且继续撇开邱喻相互诽谤的情节问题,邱之行为与喻之行为具有同构性。表现为一方捏造一个于对方人格名誉不利的事实,并广为散布(随后析辨),旨在使社会公众形成有关于对方人格名誉不好的印象,只不过邱对喻之诽谤更令人费解,或也因此使有些人误解。

就喻诽谤邱而言,喻或是受其与邱万的某种特殊恩怨情仇情感支配,仅凭直觉或者“合理怀疑”,至少是在没有确切证据,尤其没有提供党政公文、尤其是生效司法裁判依据情况下,断言邱万为了1200万元的非法利益相互勾结。一审法院通过核查已生效力的关联判决,确认万之犯罪没有与喻所谓的邱万相互勾结的关联性,认定喻谓邱万二人为了1200万元非法利益相互勾结,属于“捏造事实”,须承担诽谤之责,条理不可谓不清楚,逻辑不可谓不严谨。但是,其在析评邱是否诽谤喻之与此对应问题时,明显忽视了其与前者的同构性,疏于、怠于、甚至是不屑于核查并且确认邱诽谤喻之事实(至少包括龙腾公司承建国家拨款建设之上千栋别墅时是否由喻任总经理、该别墅有无烂尾、喻要否对此负责,等等)的真实性。究其原因,当属其太过自信涉案别墅烂尾与喻的人格名誉的非关联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即使撇开上述事实乃是一审法院认定邱有罪(无罪)不可或缺的司法要素,单从邱诽谤喻的逻辑结构而言,欲证明其成立必须至少证明涉案别墅烂尾∩喻须对此负责两个构成要件同时成立;两个要件同时不成立,固然是邱诽谤喻不成立的可靠保证,但只要确保任一要件缺失(不成立),即可以达到使邱出罪的同样效果。一审法院或正是因为确信后一要件缺失(不成立),才直接绕过了太费周折的论证涉案别墅烂尾与否→邱有无捏造事实的问题,但却实际弃守了一道可靠防线。一审法院所谓喻之人格名誉与涉案别墅烂尾不相关联的断论一旦被人证伪和颠覆,作为上诉法院的长沙市中级法院要么替其“补刀”,要么令其“返工”,倒过头重新核查确认邱所述问题的真实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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