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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达群律师 程达群律师,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浙江群恒律师事务所主任,杭州市第九届律师代表大会代表,杭州市律师协会调查委员会委员,杭州市钱塘新区优秀律师,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钱塘律师学院”名誉院长,黄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达...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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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姓名:程达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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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办案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罪申诉案

                     朱秀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刑事申诉听证陈述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并合议庭各位审判员:

我们受朱秀良委托,担任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申诉案的代理人。前面我们已经提交了详细的申诉状,为不与其重复,我们在这里简要发表一下补充代理意见,供你们参考:

我们总体认为,当年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2000)沪铁中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书所作出的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错误,将正常贸易当成了企业借贷行为,进而将合法依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当成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同时,在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错误,让朱秀良被判刑罚丧失了得到最高院审查的机会,耽误其一生。

现简单叙述如次:

一、昆山上海格氏药物化工厂(以下简称昆山药厂)与上海华铁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铁商贸),华铁商贸与上海格氏化学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格氏中心)间存在着商品买卖(货物贸易)关系,是民事法律行为,不受刑事法律规制

(一)三方当事人间互签有购销合同、并有出入库单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照规定给国家缴纳了税收,符合商品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

(二)昆山药厂本系生产、销售耐普生、耐普生混酸和耐普生纳等化学品等厂家,其有能力也有货物能够与其他市场主体发生交易,并无虚假。华铁商贸拥有资金优势,参与到该贸易中来,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华铁商贸购买昆山药厂的产品,然后将该产品再加价出售给格氏中心,是再正常不过的贸易行为。此种贸易行为并未触犯任何法律,不应受到非难。

(三)三方当事人间各有部分货物存在现实交付行为,部分没有(来得及)货物现实交付行为。昆山药厂存在有1000万元左右的货物贸易行为(具体详见原审法院一审时辩方提交的证据6、7、8 和9),后来有部分货物未来得及交付是因为后来格式中心和华铁商贸公司共同组建了昆山药厂作为其下属企业(原昆山药厂已经注销)。但货物交付与否并不影响商品买卖关系的成立,只要双方间存在购销合同,达成了买卖合意,合同就宣告成立生效。剩下的货物交付或货物以何种方式交付,那是具体履行的问题。原审法院将这种未有足额的货物现实交易行为理解成了虚假交易,进而将合同附随行为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当成了虚开行为,可真是弄错了事实!


二、朱秀良与昆山药厂和格氏中心开展商品贸易并开具真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给国家财政足额缴纳了税款,未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是完全合法的行为。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典型的法定犯、行政犯,该犯罪的成立是建立违反税法行政法律法规基础上的,现在朱秀良的行为未违反基础法律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刑法作为保障法,是第二位的法律。只有在第一位的民法、行政法不足以保障相应的社会关系时,才会动用刑法。在未违反行政法的情况下,用刑法来追究朱秀良等人的责任,严重违反了法秩序的统一。

(二)众所周知,商品买卖是主合同行为,而开具增值税发票是附随于商品买卖合同关系的。有交易,就必须依法纳税,就必须开具发票,再天经地义不过了。就此而言,就不可能产生骗取国家税收的目的。事实上,各方开具发票时,均按照税法规定,足额缴纳了相关税收,未给国家税收造成任何损失。对于主观上不以骗取国家税收为目的,客观上未造成国家财政税收损失的行为,按照刑法规定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侵犯的法益来看,是无法构成该罪的。我们注意到原审判决也认可了此节事实,但未作为出罪事由,而是作为减轻刑罚的事由。

因此,我们认为,此案应该结合最高院的司法观点,对未违反法定犯前提之行政法的这种行为,做出罪处理。


三、从各方分别签订贸易合同,开具真实增值税专用发票,交足国家财政等税收,各自用于抵扣,制作出库单入库单,没有获得非法收入,国家税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等各方面的客观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朱秀良等人主观上不存在骗取国家税收的目的。

四、考察此案案发情况,也可以看出当初原审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苦衷。据原审法院要求上海铁路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出具的补充说明可见一斑。此案发系上海浦东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到上海铁路公安局报案,称其被诈骗罪1900万元而立案侦查。立案后立即拘捕了朱秀良等人,并展开了全方位调查。但最后却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来收场,原来的诈骗罪了无痕迹。这完全符合当时办案机关的一贯做法,抓了人必须要定个罪,否则就要涉及国家赔偿,无法交差。考察此类案件一般系税务机关移送,而朱秀良等人却直接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发票案件,不能不说事发蹊跷。从本案的案发、立案和侦查来看,均可以看出错案酿成的一些端倪。再审审查时,各位法官不可不慎!


五、朱秀良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且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无决策权、亦非直接实施者,不应对华铁商贸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承担责任

(一)朱秀良非单位负责人,对企业间贸易合同签订、开具增值税发票、制作出入库单据等均无决策权,且案卷记载材料也显示这一系列行为均已报告领导,领导知晓并同意。

(二)朱秀良的行为所得利益归单位,是职务行为的关键性特征。此点亦为原审法院所认定,可惜仍旧是当作减轻刑罚的事由,而不是作为出罪事由。


六、贵院刑庭在2002年的解答和最近最高检察院的“六稳”“六保”意见中均有对本案应无罪的解释:

(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在《刑事法律适用问题解答》(2002年 4月)指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中应予以重点打击的犯罪。这一犯罪的基本特征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虚开或者非法抵扣行为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仍然实施虚开或者非法抵扣的行为。不具备这一一主客观事实特征 ,不能认定本罪 ”。

(二)《检察日报》2020年7月25日第3版刊登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第六条明确提出:“注意把握一般涉税违法行为与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涉税犯罪的界限,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咩用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移送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七、本案原审判决是在2001年6月1日作出的,本应适用1997《刑法》的规定。该刑法中第63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判处法定刑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案未按照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是适用了1979年刑法第59条的规定,剥夺了朱秀良的案件被最高院审核的机会,属于程序违法,理应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

 查,2018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一批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中,就有一例与本案高度一致的案例,且也是通过层报最高院核准时发现错误的。某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张某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张某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张某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检察院未抗诉。某州市人民法院依法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张某强以其他单位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由该单位收取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某州市人民法院认定张某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并撤销某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该案经某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后,依法宣告张某强无罪。(案例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刑核51732773号刑事裁定书。)

 据此,由于当时原审法院错误适用1979年刑法,未履行层报程序,导致朱秀良等人的案件丧失得到最高院审核的机会,以致酿成错案,理应立案再审。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朱秀良被判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被处刑罚乃系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导致的,贵院应该裁定立案再审,以彰显正义。

 以上为代理人的意见,供贵院在审核时予以参考,合理之处,敬请采纳!

                                朱秀良申诉代理人:程达群 浙江群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2020年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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